我在喀什师院求学、任教3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，曾先后接触过十多位援疆支教老师。如西北师范大学的胡大俊老师，西北大学的石昭贤老师，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的何西来、涂武生、栾勋老师，广西大学的江建文老师，新疆大学的张明、张立斌老师，陕西师范大学的司晓宏老师……他们渊博深厚的学科知识，爱岗敬业的师德风范，精湛独特的授课艺术，都给我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。而其中，除具有以上共性，而又最朴实无华，却又一见如故的，就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孙敏强教授了。
说起与孙教授的邂逅，还真有点戏剧情节，不乏传奇色彩。其中，既有着很大的偶然性，又包含着深远的必然性。
大约是在2003年10月间的一天吧，我按课程表的正常安排，去给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某班学生讲授《马列文论》课。课间，少有的去教师休息室小憩。一位从邻近大三教室走出的一位老师，也步入休息室，与我不期而遇。他中等身材，偏瘦，带副黑框眼镜，文质彬彬，约有40多岁。那时，我年届五五，按组织部门有关政策规定，已从履职十多年的中文系领导岗位上，“一刀切”退居二线。我恪守着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的原则，不再参与中文系的行政管理，不再关心学校迎来送往的师资流动，一心一意做好本职教学工作。因此，对学校本教学年度引进的援疆支教老师，疏于了解。然而，既然先后走进同一间休息室，出于礼貌，我们相互点头致意。由于我俩都无抽烟爱好，不便沉默，于是我常规性问了句：“老师贵姓？是从哪个学校来的？”他回答：“免贵姓孙。来自浙江大学。”我一听，颇觉惊喜，说：“是来自美丽的杭州啊。那也是我学习、生活，留下美好印象的地方呀。”“老师贵姓？您在杭州哪个学校学习过？”他亦惊喜反问。“杭州大学中文系呀。”我据实回答。他眼睛一亮，扬声说道：“那就是我的母校啊！您是哪一年在读？”“1981至1982学年。”“巧啊，那时我正在杭大中文系大四学习！”霎时，我们顿生“他乡遇故知”之感。上课铃响，我们相约下课后，再深谈细聊。
两学时授课结束，我应邀去了他下榻的寓所。那时，学校还没有专门的接待宾馆，而是在学校后家属院新落成的一栋教师住宅楼里，预留了三四套房间，统一装修，配齐家电家具，作为援疆教师的公寓。在孙老师下榻的房间，我们品茶，开怀畅谈。越谈越熟悉，越聊越亲近。我们都是文革后，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，都有着所谓“千军万马挤独木桥”地拼搏经历。我虽然就读于祖国西部边陲的喀什师院，但受惠学校“请进来，送出去“的人才培养计划，大三学业一结束，就与同班同学张宏洪、万国庆、周金声、陈永学等，一起提前保送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。我们以进修教师身份，分配在不同的教研室，有了各自的导师。如我在文艺理论教研室，师从李寿福先生，参加教研室活动。而同时，我们又坚持全年跟班听课，扎实完成大四的学业。而我插入听课的班，正是孙敏强在杭大求学所在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同窗共读了整整一年。那时，我们彼此虽不相识，但回忆起校园发生过的一件件往事，都格外熟悉亲切，引发强烈共鸣。那时，杭州大学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。各年级上课虽分流。但晚上看电视，却只有在一间特大教室，学校配置了一台超大屏幕的黑白电视机。平时晚上，我们大多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。但那一年，却有一件极不寻常的大事发生。中国女排，在以袁为民教练，“铁榔头”郎平及张蓉芳等为主攻手为核心形成的团队，一路斩将闯关，顽强拼搏，在问鼎世界冠军的征程上，全力拼搏。那时，银屏紧扣国人心！宁静的图书馆，平静的课桌，已挡不住大学生们澎湃涌动的爱国激情。大家每晚都不约而同，挤坐在大教室唯一的屏幕前，为中国女排的每一胜球得分，欢呼雀跃。又为每一个丢球失分，扼腕叹息。我们都还记得，当中国女排最终夺冠的那一瞬间，大教室顿时喜爆了。两扇门被蜂涌而出的人流冲开，已挡不住狂喜的人潮。不少同学跳窗而出。大家先纷纷回到各自宿舍，倾刻，只听几十个暖水瓶，从宿舍楼各窗口垂直抛下，变成乒乓炸响的喜炮。随后，二百多学子，举着临时用床单、被面挥毫泼墨，书写标语而制成的横幅、彩旗，随后汇集楼下小广场。许多同学敲打着脸盆、水桶、箥箕，应急代作锣鼓打击。人流先在校园里涌动，后来又冲开校门，走上街头。为中国女排的胜利，为“东亚病夫”的扬眉吐气，自发组织了一场爱国游行。第二天，传来更惊爆的消息：数百里外的上海，昨夜大学生们也为女排夺冠上街游行。游行人流在市中心广场，路边恰有停放的小卧车。狂热学生顺势登高，欢呼雀跃。以至卧车车顶被踩扁。央媒为此发声，呼吁大学生们理性爱国，文明祝捷……共同的校园生活，相近的激情回忆，使我和孙教授更迅速拉近距离，我们默认为名符其实的同窗校友。何况，这一校友，还定格在不会再延续的历史断篇中！杭州大学早已并入浙江大学，它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。
在孙教授下榻之处，更让我意外和惊喜的是，房间储物柜上，摆放着几个我们老新疆人一眼就能认出，典型的维吾尔族老乡使用的柳条筐，以及搭在肩上，可以前后放物的搭裢。孙教授反客为主，从柳筐里取出桃子、石榴、无花果等时鲜水果，从搭裢里取出葡萄干、杏干、无花果干等，热情招待我。我问他，这些乡村用品、干鲜水果从何而来？于是，他娓娓道来，真挚深情地告诉我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……
对于喀什，真可借用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精论：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说熟悉，他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，对于诗词更有深入研究。那时，正有两本专著在案。一本是《诗艺与诗心》，另一本是《诗史之间》。他对于历代，特别是唐诗中的边塞诗，十分钟爱，熟悉。对其中出现频率很高的疏勒，早就心驰神往。因此，当浙江大学有了对口喀什的援疆支教名额，实话实说，因当时不断有暴恐事件发生的信息传递，不少老师担忧止步。而他却自告奋勇，主动请缨。他要借此机会，圆他边塞诗研究的一个梦。来到喀什后，平时，按系里安排，讲授古代文论、古典诗词鉴赏。周末休假，他就以喀什为圆心，实施他的考察采风计划。近则公交，远则客运班车，先后到疏勒、疏附、阿图什、岳普湖、伽师、英吉沙，乃至莎车、泽普、叶城，甚至塔什库尔干等边远县城。重走古丝绸之路，体味边塞诗风情。那时，还没有今天这样普及的智能手机、数码相机。他每次外出采风，都携带一部老式照相机，带足胶卷。在乘坐或近或远的客运班车上，当他看到长相特征突出、个性鲜明的民族同胞，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，主动为他们拍照。为表达他的诚意，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，寻找一个通双语的旅客做翻译，认真记下每个采风对象的姓名、详细通讯地址。他坦诚告诉素不相识的民族同胞，只要照片冲洗出来，一定会按姓名地址给他们寄去。孙敏强老师言而有信，行而有果。每次采风归来，都抽空去喀什城里的照相馆，全部自费冲胶卷、洗照片。选出那些画面清晰、特色鲜明、颇具艺术感的照片，加洗加印。然后根据小本本上记录的姓名、地址，分封照片，填写信封然后通过邮局，一批批寄出。数日后，当许多当事人或都已忘记此事的维吾尔族同胞，收到内附照片的信件，真感到喜从天而降。他们难以相信，一个在客运班车上邂逅相遇的汉族兄弟，能够如此信守诺言，为他们寄来清晰靓丽、近似明星的艺术照片。许多朴实善良的维吾尔族乡民，知恩图报。于是，又会乘坐客运班车，手提柳条筐，或肩挂搭裢，装上农家自产的干鲜水果，按信封上的寄件地址，多处辗转，专程找来。很多人从未来过喀什师院，执意要进门，找一个他“拜克牙克西”（很好）的汉族朋友。
所有高校大门，都不是随便能进的。门卫们照例拦住了这些不速之客。看着这些土气十足的乡民，不敢相信，他们会有位居大学殿堂的汉族朋友。但乡民手中持有孙教授亲笔题写的信封，就是有力的凭证呀。师院门卫们，听了乡亲们的真情表述，无不为这听似神话，其实却真实发生的故事所感动，如领刘姥姥进大观园般，引领他们，去后家属院，找到他们口中坚称的汉族朋友。孙敏强老师也没想到，自己行不改名、坚守诺言的举动，会引来这些诚挚的不速之客。于是，在自己下榻的公寓，又以点心、糖果等，热情回报来访的乡亲……
故事很有趣，我听得津津有味。于是，一曲支教老师与素不相识的农村维吾尔乡民的友谊之歌，在我心中高亢起来。后来，孙教授依然继续他的文化考察和民风民俗的采风。和我们聊起一些风俗民情，我们本地人都自愧不如，所以就有个说法，说孙老师“比新疆人还新疆人，比喀什人还喀什人”。他完成支教回到浙江大学后，喀什大学还流传着他的传说。
附记：2009年，年逾花甲的我，从喀什师范学院正式退休。随即受聘湖州师范学院。任教期间，受孙敏强教授盛邀，曾两赴杭州，下榻浙江大学近邻宾馆。我们浏览浙大校园、漫步西子湖畔、品味龙井新茶、赞尝西湖醋鱼、畅谈喀大趣事……弹指一挥间，30多年过去。友谊的种子，播洒于已成历史的杭州大学和喀什师院。忆昔抚今，无限感慨！共同遥祝：吐曼河边的那所大学，日新月异、发展壮大、光耀边陲、前景璀璨……
来源：喀什大学校庆办
审稿：陈新富、徐梅
